庄声 | 清朝前期票拟制度考略

日期:2020-10-27 20:20:34   来源:互联网   编辑:小狐   阅读人数:217
摘要:清朝太宗皇太极执政期,委任诸王贝勒处理日常政务,可视为是票拟制度的雏形。多尔衮曾深受皇太极的器重,作为摄政王掌权之后,各诸王贝勒随即被多尔衮剥夺了太宗时期赋予的参政权,而此时内院汉大臣建言要继续

摘要:清朝太宗皇太极执政期,委任诸王贝勒处理日常政务,可视为是票拟制度的雏形。多尔衮曾深受皇太极的器重,作为摄政王掌权之后,各诸王贝勒随即被多尔衮剥夺了太宗时期赋予的参政权,而此时内院汉大臣建言要继续使用明朝的票拟制度。顺治皇帝亲政后,对传统的明朝字处理制度的理念深表兴趣,为新政权导入新体制的建言者以明朝旧臣颇多,可是清朝统治者并未全盘接受他们的建议,在新体制中的政治文化理念,多少也纳入了一些满洲传统的文化要素。

关键词:满文;皇太极票拟;摄政王;内阁

一、绪言

17世纪初叶,建州女真的努尔哈齐在建立了由满、汉以及蒙古人组成的,具有多元文化特征的爱新国(aisin gurun/金国)虽然是以多元文化为基础建立了独立政权,朝廷中有一套完善的多语言文字字处理机制。

众所周知,清初早起的字处理机构称为书房(bithei boo)通常汉字写作笔帖赫包。其中bithe为书之意,包为家之意boo的音写汉字。估计天命建元前已形成雏形,在天命末年正式成立了书房。

总之,书房是清初处理所有文书的机构。通过《满文原档》知道满语也曾称作书院(bithei jurgan)从明朝归顺的书房秀才王文奎,认为与明朝通政司性质相当。通政司也称为通政使司,在明朝中央机构执掌通达下情,关防诸司,出入公文,奏报四方臣民实封建言,陈情,伸诉及军情,声息,灾异等事。但是史家皆知其通政使司无裁决奏疏内容之权,只有审核文书形式和记录谕旨的职权,仅作为处理事务的机构。早在努尔哈齐时期,其身边有‘彦加里、大海、刘海、李相介’等人执掌文书,其中的‘大海’在天聪年间主要主持书务,负责处理所有的文书。也许早期的书房机制与通政司相当。

随着战局的扩大,明朝边疆官员陆续归顺金国政权,因此对制度也产生了若干影响。如马光远提议改革计划,六部即设,无人。若立内阁,臣下有疑难大事,先赴内阁公议方得奏请。如此则圣虑不繁,国政不乱矣。马光远很大胆的建议导入明朝内阁制度。神田信夫(1960)曾指出:“其实这些汉人官员,将书房作为明朝最高政务机构的内阁一样,用他们的汉文知识,在其发挥有效的势力”内阁制度是在明朝永乐年间建制,内阁大臣作为皇帝亲信,承担着中央机构的要务,数名内阁大学士作为皇帝的倾诉对象,且时常参与处理政务因此也称之为顾问机构。也许是受到了汉人臣下建言影响,结果在天聪十年(1636)三月将书房改为内三院(bithei ilan yamun)分别设立了国史院(suduri bithei yamun)秘书院(narhūn bithei yamun)和弘文院(kooli selgiyere bithei yamun)等三大机构。国史院主要处理文书以及编撰史书,秘书院处理外交文书和谕旨以及奏疏,弘文院则承担侍讲等事务。此后内三院(bithei ilan yamun)作为满人独有的政治体制,同样与明朝内阁制度担负着重要的职责,与汗的关系也非常亲近。

然而,入关后到顺治十五年(1658)对这些字处理机构又重新进行了改革,依照熟知明朝制度的汉人大臣的提议,将原来的内三院解散改革为内阁(dorgi yamun)和翰林院(bithei yamun)其体制最终也逐步靠近明朝遗留下来的制度,这个结果当然是受到了积极收纳明朝旧臣的影响。从各机构的满文名称来看,内三院及其前身书房乃至翰林院,都有(bithe(i)/意即文书)字义,说明在制度的同时,仍注意其组织功能的延续性,就制度的发展脉络而言,虽然是书房演变成为内阁,在满洲名称上,却是翰林院继承了书房,可见制度整合时的文化差异现象。

对这种清朝初期行政制度的演变,诸史家分别持有不同态度,首先孟森认为:世祖开国之制度,除兵制自有八旗为根本外,余皆沿袭明制,几乎无所更改。而宫崎市定认为:清朝内阁承袭了明朝执行的票拟机构的旧制度。但是清朝的内阁与明内阁制度有别,其最大特点即同时具备翻译机构,始终未脱离这个性质。鞠德源也指出:清初不仅沿用了明代的题奏文书制度,而且批答处理程序也采用了明朝的票拟制度。另外,庄吉发指出:清代题本,因袭明代旧制。俱有通政司转送内阁,称为通本。京内各部院府寺监衙门本章,附于六部之后,径送内阁,称为部本,皆先经内阁拟写票签,或双签,或三签,四签,备拟以候钦定,兼书满汉文字,进呈御览,或照拟,或另降谕旨,或于原签内奉朱笔改定,或奉旨应用何签,俟奉旨发下后,由批本处翰林中书等照旨批写满字,汉学士批写汉字,皆用红笔批于题本封面,因俱以朱书,故称红本,题本批红后,即交收发红本处。具题衙门除缮写正本外,尚须另缮副本一分投送内阁,奉旨后,依照红本朱书,用墨笔批录,以备存查。虽然自清初以来明朝的相关政策法规,逐渐取代了满洲人旧有的制度,但是其根本性质还是有别于明朝的制度。本文主要围绕清朝入关前后文书制度的改革,以及由此带来的对满语语文学的影响进行试析。

二、勤政的皇太极

明朝设立的六科,其主要职权若君主的裁决有问题,有退还原旨或再委托六部,要求变更票拟内容的权利,六科具备了决定性的拒绝权。曾在天聪五年(1631)十二月,宁完我建言设置‘谏臣’但是皇太极当时对此建言未表示任何态度。所谓的‘谏臣’就是执掌‘言’的‘言官’对政务得失直言不讳。而明朝设立的六科中的‘给事中’就称为‘谏臣’有封驳言谏之权。虽然在天聪五年(1631)七月就设立了六部,但是并未设置六科。因此在天聪六年(1632)十一月,马光远提议设立六科一事,然而皇太极对此未表示任何态度。

天聪十年(1636)四月,将国号爱新国(aisin gurun/金国)更改为大清国(daicing gurun)同时按照明朝的行政体制,设置了具有专门监察职能的都察院(uheri be baicara jurgan)因仅次于六部,满语还称为七部(nadan jurgan)都察院在明朝作为中央政权的监察机构,有监察人事和的职权。清初设置时,其最高长官为承政(aliha amban)除了设置有满人官吏,其他还有汉人和蒙古人。都察院的承政也自称为(gisurere hafan)即汉语为‘言官’其目的就是官吏的言行举止。崇德三年(1638)正月十五日,都察院的汉承政检举了一起贪污案件,其上奏文云:“都察院衙门承政臣祖可法、臣张存仁谨奏,为大臣监守自盗,乞速正法,以申宪典。窃照凌河官员困危至极,幸蒙皇上留其生而厚养之,宅舍田园丰且足矣。妻妾女仆众且多矣。轻裘肥马且贵矣。犬马尚且知恩,副将韩大勋不思寸报而反盗金库,臣等看得此人犬马不如也。又见其好色,不分男女教戏,以致妄费,作贼丧心,廉耻不顾,大辟之法无容缓者。伏乞皇上将大?速正典刑,以励将来,谨奏。崇德三年正月十五日承政祖可法,张存仁,侍郎臣吴景道,王之哲”这是一起关于自明朝归顺人的贪污案件。其案犯韩大勋,在天聪五年(1631)与都察院承政祖可发和张存任等一同归顺爱新国,其后在崇德元年(1636)五月被任命为户部承政。依照上报内容,韩大勋作为户部承政,监守自盗盗窃国库。户部乃为六部机构,掌管土地、户籍、财政等事务。虽然爱新国设立的六部是完全承袭了明朝,但其功能性质在根本上还是有区别的。其中户部的最高长官是贝勒,贝勒总管一切户部事务,其次才是承政和参政。韩大勋作为户部承政,利用职务之便盗窃了国库。都察院得知实情以后,上奏请求严惩。

此后,都察院大臣在当月二十六日又上报:都察院承政阿什、多里吉那颜、祖可发、张存仁谨奏,圣汗曾谕都察院诸官员,详察乱政欺诈之事。围困大凌河三个月得之,蒙圣汗宽恩,众官员未被杀而养之,授韩大勋为大部承政。大凌河官员无一处作益,韩大勋盗金库之事为一大罪也。不立即处死,无理久留。若不处死犯大罪之韩大勋,不合于理。又,嗣后犯小罪者,也不可处死,圣汗明思之。此上报与上述头一条不同,都察院的所有满、汉、蒙古官吏联名上报,要求立即处死偷窃国库的韩大勋,如果不处死会影响其他案件的正常处置。当时凡是有关宣判死刑的案件,都察院等部门是无权独自执行裁决,只有汗才有资格执行死刑的权利,而都察院仅有监察检查的职权,如果遇到重大案件,先自行审理,把审理结果上奏与汗,请求下达裁决。其实针对韩大勋的求刑,皇太极的答复文书在《满文内国史院文件》中未见记载,但是在《大清太宗实录》满文和汉文中分别记有如下降旨:soweni wesimbuhe giyan inu bi seoleki sehe/尔等上奏之理是也,我思之。“得旨,所奏是,朕徐思之”汗只说是考虑,未下达裁决。显然,汗作为一国君主,也未随意下达裁决,通常均要经过深思熟虑后才作出最终的裁决。

于是,在当年二月六日下谕旨,如寅年正月三十日,正蓝旗之韩大勋,其包衣李登告发盗取库内金银珍珠。搜获金七两,银十五两,珍珠七两九钱。及问韩大勋,自刑部送来金二十七两,伙同布丹、黑什尼我等三人商议盗取是事实。收取刑部之金银、财物为韩大勋、布丹、黑什尼、罗洛、扯克、笔帖式班拜、阿儿拜。伊等收取之银、财物均记入档子,仅金二十七两未记入。将此金由两汉人启心郎镶白旗之臧调元牛录下高士俊,正蓝旗之崔名信牛录下朱国柱。两汉人笔贴式,正白旗之王国明牛录下汪起蛟,镶红旗之范文程牛录下魏云程。伊等过秤包封,他物均记入汉文档子,而此金二十七两未记入,为此议定死罪。上谕:知其盗取库内金银、珍珠之数目乎。命承政英俄儿代、马福塔、吴守进察之。查得余出东珠八颗、金四十六两一钱五分、银四千四百七十七两、纺丝、绫子、杭绸四百七十两。尔三承政竟不知被盗取数目,又不知被盗金未记入档子之事,诚属怠惰,为此上奏各降职一级,罚银一百两。上谕:免英俄儿代、马福塔、吴守进等降职,各罚银一百两入库。布丹、罗洛、扯克此三人免死赎身,仍留部里。尔黑什尼身为值月官,他物皆收取记入档子,而唯独金子未记入档子为由,免死革职,鞭打一百,贯耳。镶红旗之马拉希牛录阿儿拜笔贴式,身为值月笔贴式,他物皆收取记入档子,而唯独金子未记入档子为由,免死鞭打一百,贯鼻耳。镶黄旗之喀喀穆牛录班拜笔贴式,虽非值月笔贴式,经布丹叫唤计银为事实,鞭打八十。两汉人启心郎高士俊、朱国柱。两汉人笔贴式汪起蛟、魏云程各鞭打一百,贯鼻耳。黑什尼、笔帖式班拜、阿儿拜,两汉人启心郎,两汉人笔贴式,此七人皆革部职。韩大勋之事已结束,搜韩大勋宅得金七两、银十五两五钱、珍珠七两九钱入库。巴哈纳、邵占、吴打亥审问。崇德三年二月初六日。记入档子,维和讷记入。

根据刑部的上报内容,得知包衣李登揭发了韩大勋的偷盗事件。随后经刑部调查查出有多名官员参与,其中有启心郎和笔贴式。因案件证据确凿事实清楚,刑部也曾要求严惩韩大勋。虽然此案件最早是都察院开始接受,但是包括刑部都未提到具体盗窃的详细数额,因此汗下令委托户部承政英俄儿代等详细调查。户部经过调查得知具体数额之后,刑部以户部三官员怠惰事务为由,请求汗给予严厉的行政处分。随后汗依照刑部的要求,仅采纳了对户部官员进行罚金一项,而除此之外直接参与案件的其他七名官员,分别受到了革职和罚金等行政处分。虽然最终在韩大勋的住宅里,也查出了所盗窃的金银和珍珠,但是针对韩大勋的惩治与否未见任何记载。

户部虽然继承了朝制度的制度,但是其性质并非一致,包括人员配置也是。但是国初制定的各种制度,尚存在诸多制度性的缺陷,包括六部也是如此。针对制度上存在的漏洞和缺陷,都察院承政也未错过建言献策的机会。如都察院承政臣祖可法、张存仁、侍郎臣吴景道、王之哲谨奏:户部职掌钱谷,其任匪轻。今见户部无旧管、新收、开除、实在四数,则收放从何处明白。又无年终茶盘之例,则侵冒从何处清算。因而奸人起盗窃之心,同官无稽察之责。此韩大勋窥之已熟,所以敢于作贼。若非天神不容,使其自家彰露,不止于偷此金不知觉,则再偷金银,还不知觉也。韩大勋所犯罪大,杀有余辜,速杀此贼,以警其候。臣等仰体皇上圣意,以为恩养日久,所费巨万,以其所盗之金为微,而未忍遽杀之。但法不可废,废此一遭法,恐再有如韩大勋之心肠者,易于起盗念也。圣意或因其新人,杀之恐伤养人之盛名,但赏罚人主之大柄,若徒用恩而废法,此又开新人做贼一门户也。伏乞皇上将韩大勋速正典刑,以彰国法。仍严敕户部速立旧管、新收、开除、实在文薄,年终再差明正官员查盘,庶仓库无侵可之弊。伏乞圣裁。原注:崇德三年四月十四日奏,奏过,止革职,免死。养他一场,饶他罢,不是逃走。户部作为国家财政机构,都察院承政揭示其户部制度存在严重缺陷,应该立即设立旧管、新收、开除、实在等财政奏销制度。如果以这种机制处理户部事宜,国库收支等项目也会一目了然,同时也起到和防范的作用。当然他们提议的也是明朝的制度,明朝户部收支用四柱式的“旧管、新收、开除、实在数目”等方法进行明白结算。其中‘旧管’是上一年部分,‘新收’是新的收入,‘开除’是支出,‘实在’是现有库存,以这种方式对户部进行。熟知明朝制度的祖可法等人,提议按照明朝的财政法‘四柱式’来处理国库事务,也能够起到防患于未然的作用。

但是皇太极对承政提出的改革方案未表示任何态度,也许是都察院频频上奏求刑的缘故,在奏章的最后添加了针对韩大勋案件的批文,如‘止革职,免死。养他一场,饶他罢,不是逃走’的裁决内容。辽东归顺汉人通常均作为养(ujimbi)的对象,当时官吏的人事处理实权,基本都在汗的掌控下,此韩大勋的案件自正月十五日开始揭发,并请求惩罚到下达裁决用了三个月的时间。当时皇太极的口谕均用金语亲谕,因此怀疑上述简短裁决也是汗的口谕,对此口谕的完整内容在《内国史院文件》有记载,圣汗览奏曰:朕以为莫(英)俄尔岱等忠诚,故将库内一切财物,交付彼等。朕既信之,用之,又疑之,任何处公正之人查算乎。朕不以韩大勋为盗而疑及英俄尔岱等人。尔等议请诛韩大勋甚是。若以逃亡治罪则朕必斩不当。朕既恩养之,岂以盗金故杀之耶?着韩大勋惟革职罢官,勿侵家中一物,当之为民。如陈七等不良之辈,留之,诚属不可。俟朕问刑部得实免之,钦此。如果是逃亡者定斩不饶,仅以偷盗金银之罪名是不至于处以极刑的,可见韩大勋没有被处死。通常大臣在职务中出现失误,均由诸亲王、贝勒、议政大臣等商议审理,最后才将审议结果上奏与汗,特别是牵扯到死罪案件。臣下呈上的审议文仅作为一种参考,并非是最终裁决,汗也不会仅依照审议结果随意下达裁决,通常汗都要经过深思熟虑以后,最终才下达裁决。如果在军事作战或远征中遇到意见分歧,汗也是征求大家的意见以后,最后才做出决定,而这时的旗王们也不会有任何的干涉。虽然汗独自一人承担着处理各种政务,其最终的决定因素中也包含了众人的建议。韩大勋的案件就是其中一例,大臣们再三奏言上报请求严惩,但是汗并未轻易下达裁决,期间进行了多次的调查及审议,最终才下令革除韩大勋的职务而结案,随后其职位也由邓长春接替。

总之,皇太极时常谨慎处理各种政务,作为最高权力者不仅要忙于征战,而且同时还要在行军途中也处理各种国务政事,如此勤政的皇太极,其精神长期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中。

三、减轻政务负担

在《大清国太宗文皇帝实录》崇德七年(1642)十月二十七日中记载,都察院参政祖可法、张存仁,理事官雷兴谨奏:圣汗精心养护身体,上答天心,下慰民望。我等见国之凡事均由圣汗办理。设立衙门、部、旗,且置有官员有何益。凡心劳则动气,圣汗清心定志。一切细务,即刻吩咐各部办理,军事之大事方许上奏。况且大事将成,外国皆来归,正是喜悦之时,有何忧愁。何况今食足兵强,圣汗宜出游猎。我等职任言官,求圣汗清心养身,大学士范文程、希福上奏。随着领域的扩大和人员的扩大,朝廷需要处理的政务也日益增多,逐渐呈现出汗难以应付日趋繁杂的政务局面,都察院大臣抓住机遇进行进言献策,提议军政要务以外的政务,应该交给各部大臣处理,这样汗也可挤出空余时间进行修心养神,休息御体是一大要紧事情。

为此,皇太极作了如下答复:此言乃事实,凡事非我好劳,因部员无法解决才干涉。今着和硕郑亲王、和硕睿亲王、和硕肃亲王、多罗武英郡王等商议。接着诸王奏言:圣旨乃事实,凡事交与我等办理,我等会尽职。但是何事部员结,何事上奏。上谕定夺之后,则诸务庶可办理。为此上奏。显然皇太极自己整日忙于各种政务,身心也感觉到了疲劳,因此依照大臣的建议,决定让亲王们参与处理一些政务。其中提到参政的亲王分别是,和硕郑亲王为总管刑部的济尔哈朗、和硕睿亲王为总管吏部的多尔衮、和硕肃亲王为总管户部的豪格、多罗武英郡王为阿济格等。政务处理权利旨交与亲王也许是有些突然,亲王们也感觉到了措手无策,寸步难行的状态。亲王们认为重大,再没有处理政务的经验,所以无法承担这些政务为由,委婉的拒绝了汗的决定。对此汗又言:未来之事,我何能预定,各部事务尽心处理。不能办理之事,同诸王、贝勒议结。如众议仍有未妥之处,方许来奏。又,诸王翌日晨聚集,有事来奏,无事则各回衙门,办理部务。如有议事者,遇聚集时来奏。可见皇太极并未将所有的政务,都交与众亲王们处理,只是让他们积极参与处理一些琐碎的政务,这样也能减轻汗的负担。如果有重大事件以及亲王们难以解决之事宜,方可上奏集议。通过此项决定,在此后的崇德八年(1643)三月的上奏文中也出现了如下记载,十六日怀顺王,为虑后事,照得本府长男,岳父周方苏在登州/(中略)合咨贵院烦为依文祈请伝达施行□□咨者右咨秘书院/崇德八年三月十四日移十六日提塘崔游吉送来,刚、习二大□□□□□□□问过,范说不必奏,事忙。

怀顺王即耿忠明,他将私事委托内三院转奏与汗。文书首先经过内三院大学士刚林和希福的过目,范文程依照文意下达了以“事忙”为由的批文。所谓的 ‘忙’恐怕指的就是汗,因汗“忙于日理万机,劳顿不堪,非重要事件无须惊扰”为由,没有上奏与汗的可能性极大。因此足见怀顺王耿忠明的请求,被内三院大臣们自作主张地处理掉了。文书制度改革以后,内三院大学士的职权也逐渐扩大,其职权已经扩展到非紧要事务可不必奏请自行决定的地步。又,内三院的大学士作为汗的近臣,上奏文书基本经过内三院转奏与汗,包括上述都察院的奏章也是如此。作为中央机构的字处理机关,内三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随着新制度的导入及人员的配备,清初的政治制度也渐次朝着中央集权的方向转型。

四、票拟制度的出现

皇太极在位十七年,于崇德八年(1643)八月初九日病殁,同年八月二十六日福临继承汗位。翌年,改年号为顺治(ijishūn dasan)由于顺治即位是尚在冲龄,实际掌权者为摄政王的多尔衮(dorgun)虽说清初入关前就承袭了明朝的一套制度,但是依照明朝制度处理文书,反而出现有延误的现象。另外,摄政王执政期间文书制度未有任何进展,依然以‘面启’或‘绿头牌’等方式进行口头上奏为主。如监察御史高去奢谨奏:昨日汗收汉官员赵凯新启用之奏书,允六部满、汉之各官员每日入内奏事。皇叔父摄政王温和会面,宽心接纳乃实属千古崇高之事。凡有心之人,无不争出,我岂能沉默。我思之,启用诸官诚挚得益,乃防弊也。今闻各部启心郎之通事奏六部事。此间如系正直者,可如实禀告,上亦知晓诸官诚实之处。如干连启心郎之事,巧妙调转话音,则瞬间干连成为之遥。汗允诸官入内之崇意,亦徒劳也。我思之,归顺主之臣不少,从中择选通晓满语、汉语之正直者数名,于皇叔父摄政王左右值事。如此可将诸臣之意皆达上处,即解忧愁也。又,六部之奏事,无论大小事件,仅写木牌上奏,之后各持木牌而出。皇叔父摄政王聪慧尊听天命,心灵通透无误。然日理万机,耳闻不如眼见,我思之,诸臣奏事前,凡事写于簿,汗、皇叔父摄政王阅后定夺之事,与内院大臣详议之事,奏事诸官问话之事,无论是非应否之处,俱应写入档子。今所奏得失之处,日后诸臣功过之处,书档中可一目了然。诚挚得益,启阻,防奸宄之计,除此无紧要之事。伏祈圣睿鉴施行,谨奏。各部官员制本奏事,停用写于绿头板之奏事,酌派通事官,各部知道。

可见入关以后在朝廷上使用的语言,依然以满语为中心处理政务。早在努尔哈齐时期担当‘家庭教师’和‘侍读者’的通常满人居多。在皇太极执政期间,汉文文书通常均用口译方式上奏。当时朝廷里也有不少能操持多语言的官吏,他们在汗和文书之间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桥梁作用。虽然入关也已两年有余,然而在朝廷里依然坚持使用入关前原有的满洲旧制,来处理各种政务,而此朝廷里通事是必不可少,也是必不或缺的。

虽然在皇太极执政期间,众亲王得到了处理政务的权利,可是入关以后这些特权均被摄政王剥夺。据《顺治朝满文国史档》顺治元年(1644)十月初四日记载:凡官民众人之事,若不诉部里,越诉王者,无论是非均打。若诉部里,部员未秉公审理,且有冤枉之处,且诉讼之事属实,则诉讼者无罪。若拿谎事诉讼者,则罚打。天聪五年(1631)设置六部,其部最高长官为贝勒或贝子。皇太极改国号以后,这些贝勒或贝子以封爵制度均被封为亲王或郡王,这里出现的所谓的‘王’指的就是这些王爷们。显而易见,曾总管各部事务的诸王已经失去了各部的实权。当时,实际的处理权已经委托给各部尚书处理。多尔衮曾作为和硕睿亲王,深受皇太极的特别器重,还封他为奉命大将军,并赐予了将军印,是其他诸王未能得到的荣誉。然而作为摄政王随着自身王权的加强,也逐渐开始消弱其他诸王的权势,最终他们在政治舞台上黯然失色。这些诸王恢复实权是在多尔衮去世之后的顺治八年(1651)三月,然而到顺治九年(1652)三月又遭到了停止。

顺治元年(1644)六月初二日,六部事务未经内院转奏为由,分属内院的大学士提出建议改革内三院的文书制度。如冯阁老、洪军门启言:国家之要务,莫大于用人和行政之两样。置我等于内院,凡事皆当与闻。今六部每日题奏事,王尚未命与我等商办,且各部奏文俱未知悉。我办理官民之批答(pilerengge)奏闻,每日不过十余件而已。我等坐享恩赉俸禄,如何耽误国务。况且内院不得与闻,六科如何得知。如有误之处,我等凭何而言,科官凭何。万一王有闲,询问我等所用之人,或询问所办之事,我等尚未行事,此事何人担责。足见,各部奏文非但未通过诸王经手,连内院经手的环节也被省略了。而此时的大学士冯铨和洪承畴,每日处理官民事件不过十件,并且仅是一些非军政要务的官民杂事,根本未涉及到重要的政务。可见摄政王不但消弱了诸王的参政权,而内三院仅参与处理一些非紧要的政务。

顺治元年1644八月二十九日,天津总督骆养性的塘报中请求内院大学士冯铨和洪承畴‘望乞批示’的字样。内院按照塘报的请示,在文书最后处书写‘内院批’的字样。同样,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明清史料中,有一顺治元年1644八月的档案,其较潦草,内容也有不少修饰之处,其抬头写有‘内阁票谕’一词。在《明史》卷七二也有‘票拟批答’的用例。所谓‘内阁票谕’即内外臣工之上奏文,经内阁票拟后,呈皇帝阅览,分下六科发抄相关衙门施行。据冯铨和洪承畴的奏文内容,内院并未经手处理六部事宜,经办之事务仅为其他事宜。因此大学士们提议,要求改革中央机构的字处理机制问题。继续上述引文冯阁老、洪军门启言内容:…按明国旧例,凡内外文武官民之各奏文,内阁衙门得旨后,批答pilere进呈汗,汗批答pilefi后再降旨内阁衙门,内阁衙门大臣阅览后,方分下六科送部。凡属要务,则当日请示,不超三日,且立刻拟文上奏。先送内阁衙门照批语pilehe gisun批答pilefi由内阁衙门分下六科衙门、部衙门、都察院之后,内外诸衙门,皆一体恭敬实施。防微杜渐,意至深远矣。若认为无益而延期,此属小官员有意延期、误事,非立法纪之不佳。倘我言之有理,祈王应下令部衙门商议。凡用人行政之要务,送内衙门商议之后,拟文上奏,自此分下该科照批语pilere上奏,候旨。其余各衙门每日所奏之事,无论大小,须当日领文。若送至内衙门,我等预先详阅,易批答pileci也便于答应。如此我等尽心尽职,亦有益于国家之要务。大臣身蒙厚恩,此等愚见,岂敢不奏。明国之例,应否承袭,乞上熟虑,谨此奏闻王阅后曰:此文是,我知绪也

大学士详细解释了明朝字处理机制中的票拟制度,所谓的票拟制度,也是针对皇帝厌倦处理繁杂的政务而出现的机制。其最大特征就是将实权委托给大臣。批答权本来掌握在皇帝的手上,对处理政事未有心思的隆庆皇帝,将批答权实际交给了内阁,让内阁处理包括奏章等全部政务。通常皇帝无法全权处理所有的政务,非重要事件一般交给内阁办理,内阁票拟批答或起草诏令等。归根结底,内阁即为皇帝代言拟旨,掌握着起草批示的特权。为此内院的大学士向摄政王建议,应该导入对处理国政有益而无害的字处理机构。显而易见,明朝旧臣试图在新政权中,恢复旧有的明朝字处理机制,借此恢复大学士的票拟特权。通过处理要务之途径参与决策,使内院成为中枢机构为目的是无疑的。对大学士的建言,摄政王只表示赞同而已,在摄政王执政期未见执行与明朝相一致的票拟制度。总之,大学士冯铨和洪承畴经手处理的批答(pilerengge)事务,着实采取了与明朝有异的字处理例程,无疑入关前皇太极时期就已经存在,这种所谓的简易‘票拟’机制。

顺治亲政以后,曾屡次询问明朝的字处理制度,对票拟制度也有所了解。顺治皇帝基本亲自过目所有奏文,才降旨内阁票拟批答。到了康熙八年(1669)出现有如下现象:neneme mini galai araha piyoociyan/先,我手写的票签。另,据康熙三十五年(1696)的记载:dorgi yamun i araha piyoociyan i songkoi pileci acambi/依照内阁票签,应以批答。可见康熙年间的字处理例程,有汗亲自票签的,也有内阁批答交与汗审阅定夺的。

总之,随着新字处理机制的导入,其实也在影响满语语文学,其影响范围具有特殊性。

五、结语

综观户部承政韩大勋案件,可知皇太极执政期的所有文书,包括检举报告等均奏请汗裁定。皇太极根据审议内容进行判断,通常裁决都是深思熟虑的,皇太极也就日忙碌与处理各种政务。为此,大臣看到躬理万机的皇太极,建议应该清静养神,将繁杂事务交与属下处理。皇太极也随即下旨,诸王贝勒进行审理官民事务,而紧要政务交与汗处理。其中诸王中的和硕睿亲王,即为之后掌权的摄政王多尔衮。这种政务处理机制进行的改革,无疑就是票拟制度的雏形。

顺治冲龄即位以后,实际摄政王掌控实权,随即各部诸王也被剥夺了皇太极赋予的参政权。期间,熟知明朝制度的汉大臣建言,应该导入明朝的票拟制度。顺治亲政之后,首先恢复了诸王的参政权,也屡次打听明朝的文书制度,对票拟制度也颇感好奇并保持谨慎观望之态度。清朝入关之后开始全面接触汉文化制度。汉大臣的政治观念必定对新建立的政治制度产生影响,为导入新政治文化体制的建言者,明朝旧臣颇多。其实清朝统治者也未全盘接受汉大臣的建议,新体制中的政治文化理念,也纳入了满洲传统的政治文化因素。汉人大臣也未放弃新朝廷在全国范围内,执行满语为语言文字的文化政策建言献策的机会,以此可视为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推广多元文化的开端。本文为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

本文相关词条概念解析:

处理

处理(拼音:chǔlǐ),指处置,安排,料理等。唐韩愈《黄家贼事宜状》:“处理得宜,自然永无侵叛之事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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